甘肃农业大学农耕特色库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与戌边关系研究: 作者： 李丽 日期：2010-06-01 来源：石河子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戍边关系兵团屯垦; 描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行党政军企合一的领导体制,在自治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照国家和自治区的法律、法规,对所辖垦区行使一定的行政、司法管理职能,是执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特殊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组织。兵团是历代屯垦事业的延续和发展,是我党屯垦戍边战略的伟大创举。屯垦戍边事业关系到新疆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有着重大意义。本文结合历史和现实对屯垦与戍边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对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进行了探讨。论文第一章重点对汉、唐、清三代关于屯田与戍边关系的认识和实践进行了分析；第二章论述了屯垦与戍边的辩证关系,认为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戍边需要屯垦来维持,屯垦则以戍边为前提,戍边是日的,屯垦是手段,但在不同时期屯垦与戍边的地位和作用有所不同,离开戍边讲屯垦或离开屯垦讲戍边都是错误的；第三章论述新形势下如何处理屯垦与戍边的关系,认为在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人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疆周边国际环境显著变化,新疆战略地位大幅度提升,国内外“三股势力”猖獗,屯垦戍边事业面临着新的挑战,论文针对这一新的形势,对如何处理好二者关系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兵团作为新疆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担负着更为艰巨而光荣的历史重任。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就必须正确把握屯垦与戍边的辩证关系,坚持屯垦戍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当前,把屯垦戍边事业不断推向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是摆在兵团人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加快兵团经济社会发展,更好地完成戍边的使命是兵团必然的抉择。

西汉时期的西域都护研究: 作者： 周建 日期：2010-06-01 来源：西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设置作用建制职责西汉西域都护考述; 描述：本文以传世文献为中心,结合汉简材料,对西汉西域都护的设置、内部建制、职责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考证,并对西汉历任西域都护的主要事迹进行了考述。首先,笔者对西域都护的起源和设置情况进行了考证,基本赞同李大龙先生的观点,即西域都护的前身是西汉政府派往西域的使者。此外,笔者对西域都护的始置年代也进行了考证,基本赞同李炳泉先生的观点,即西域都护的始置是在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但是其开府施政是在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其次,笔者对西域都护的内部建制做了认真的考述,并以悬泉汉简材料为佐证,指出传世文献关于西域都护内部建制记载的不足之处。此外,笔者还对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关于戊己校尉的隶属问题,笔者认为其隶属关系很特殊:从军事隶属关系上来说,戊己校尉的军队直属于中央北军;从行政隶属关系上来看,戊己校尉要受敦煌太守节制;在屯田事务上,戊己校尉则受大司农领导;在戍边事务上,戊己校尉要受西域都护的节制。再次,笔者对西汉历任西域都护的任期及其在任期间的主要事迹都做了认真地考证,并以表格的形式将可以考证的历任西域都护任期展现出来。经过考证,笔者认为:段会宗第二次出任西域都护的任期可能是公元前20年至公元前18年。此外,尚有一个名为“青”的西域都护存在,其任期约在公元1年至公元3年。最后,笔者对西域都护的职责和历史作用进行了考证,认为“护国”是西域都护的主要职责,“护道”和保障“丝绸之路”畅通等是其重要职责。关于西域都护的历史作用,笔者认为,西域都护维护了西北边疆的稳定,加强了中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同时在西汉王朝的民族藩属关系中也处于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农业开发与环境变化研究: 作者： 栾晓丽 日期：2010-05-01 来源：陕西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石羊河流域农业开发明清时期环境变化; 描述：位于河西走廊东部的石羊河流域是河西三大内陆河流域之一,其军事地理位置重要,历代中央王朝和割据于此的地方势力都十分重视对本区的开发。明清时期,随着西北战事再起,加上这一时期全国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为了巩固边防、缓和内地人口压力,本区的土地开发再一次兴起,这对本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界对本区的研究多包涵在对整个河西地区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研究当中,专门研究本区的文章也主要集中在下游地区,很少把上、中、下游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三者之间的联系本来就很紧密,所以本课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包括绪论和正文两大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的选题理由、意义,并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同时说明本课题研究目标、方法和重难点以及主要创新之处。正文分六章,第一章交代了明清时期本区农业得以再次大规模开发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明清时期政府组织及鼓励内地人口向本区的移民状况,这为本区农业开发提供了所必需的劳动力资源,同时论述了移民的成效。第三章探讨了农业开发所必需的水利建设问题,并总结这一时期本区水利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第四章重点论述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的农业开发,从农业开发原因及政府对当地农业开发的督促、优惠政策等入手,探讨了这一时期本区的农业开发区域及垦殖成效和当地屯田的演变发展等问题。第五章主要论述了因这一时期大规模开发而带来的环境问题,探讨了环境问题的表现及危害,并探讨了当地人民为保护环境所采取的措施。第六章进行总结,总结明清时期石羊河流域大规模开发的经验与教训,并说明其对今天本区开发的启示。本课题主要依据明清文献和当地的方志进行研究,同时注意实地考察所获资料,以期使研究具体、合理。

明清及民国时期黑河流域中游地区绿洲化荒漠化时空过程研究: 作者： 石亮 日期：2010-05-01 来源：兰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干旱区黑河流域明清及民国时期绿洲化与荒漠化时空过程; 描述：干旱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为严酷和脆弱的地区之一,区内的陆表过程突出地表现为绿洲化与荒漠化。在人类活动加剧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绿洲化受阻、荒漠化快速发展,生态环境退化日益严重。为充分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需要开展绿洲化荒漠化时空过程及其对人类活动响应的研究。历史时期绿洲化荒漠化过程的研究,有助于从较长尺度理解人类活动的影响,对于全面了解现代过程及其发展趋势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明清及民国时期绿洲化荒漠化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遥感、地理信息系统等研究方法,在遥感影像的基础上,定量地重建了这一时期黑河流域中游地区绿洲的范围和面积,分析了古绿洲开发与荒漠化的时空过程。主要结论包括如下几点： 1.明朝占领黑河流域初期就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大规模开发,人工绿洲规模迅速扩大,此后人工绿洲规模开始逐渐萎缩；嘉靖至万历年间,明朝政府重整屯田,人工绿洲规模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2.清朝时期,大规模的荒漠化和绿洲化交替进行：清朝前、后两个时期,受到战争等因素的影响,黑河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荒漠化；清朝中期大规模的绿洲开发,又使得绿洲规模迅速扩展,并超过了明朝时期的最大规模；金塔等地区在这一时期得到大规模开发。 3.民国时期绿洲在清朝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绿洲规模迅速扩大。民国初期发生的人工绿洲规模缩减,由于经历时间较短,没有造成大规模的荒漠化。 4.黑河流域绿洲分布较为分散,同时大部分的绿洲集中在黑河、北大河等几条河流附近地区；黑河以北(东)地区受到沙漠和山地等的影响,绿洲规模较小；绿洲的扩展主要发生在黑河以南(西)地区。 5.黑河流域人工绿洲整体的变化趋势是逐渐增加的,其中民国时期绿洲规模最大,清代中期次之,清代初期规模最小；大规模绿洲化主要发生在明代前期、清代中期和民国时期,荒漠化主要发生在清初和清末两个时期。 6.影响绿洲变化的主要人文因素有政治军事形势、土地开发政策和人口数量。其中,政治军事形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绿洲的扩展与萎缩,在局势稳定的时期,土地开发政策直接影响到绿洲的变化,人口数量也是绿洲开发重要的限制性因素。

明代河州岷州洮州军屯研究: 作者： 肖文清 日期：2010-05-01 来源：兰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州明代岷州洮州军屯; 描述：军屯是明代历史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和制度,伴随着明代始终,对当时社会生活,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军屯研究,对明代历史的研究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明代河州、岷州、洮州三卫军屯,是明代西北军事屯田的缩影,具有代表性。处于明代军屯大格局中的河州、岷州、洮州三卫军屯,除具有明代军屯的共同特征外,由于地处汉族与其他民族交界之处,境内少数民族众多,因而又具有区别于其他地区军屯的独有特征,军屯所起的作用及影响也是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本文在考证分析相关史料的前提下,运用历史学与民族学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明代河州、岷州、洮州三卫军屯的由来、发展、特点、衰败以及作用与影响等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分析和探讨。文章以地方史志为基础,结合同时期相关史料,以军屯为切入点,重点分析了河岷洮三卫军屯与内地军屯在编制、运作、功用及影响等方面的不同,突出其特点,并涉及到明代卫所军制、人口迁移、国防政策、少数民族管理与政策、经济策略及军屯得失等方面的内容。

唐代前期河西州县城城防研究: 作者： 张向红 日期：2010-05-01 来源：西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西州县城唐代前期城防; 描述：唐代前期,在西北地区特殊的社会环境下,河西州县城体现出丝路重镇、多民族共处地、边地行政中心等诸多特征。为保证东西方正常交流、多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以及唐在河西地区的有效统治,城防之设极为必要。因此,唐政府构建了以军防为主、社会平衡为基础的城防体系,主要包括城外军、守捉、城、镇、戍等广阔而有重点的屏卫体系;隍堑、羊马城、城墙三重外卫体系;罗城(外城)、子城(内城)、坊(居民区)、市(市场)等多重内部结构体系;城内驻军与境外援军体系;烽、驿等信息体系;幕府人才体系;仓库储备与社会平衡体系。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和特殊的社会安全问题,河西州县城城防形成了与国防、安防三位一体的特征。城防军士屯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城防大量人口形成消费市场,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城防保障交通和军援,使河西州县城成为唐经营西域的后方基地。然而,唐代前期由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制衡等因素,河西州县城城防也存在着诸如军防战斗力有时不强(为当时吐蕃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等一些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防作用的有效发挥。

文明传播视野下的汉代河西开发: 作者： 刘俊玲 日期：2010-04-01 来源：青海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河西汉代开发文明; 描述：河西走廊位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叉地带,具有文明传播的特殊的自然和人文基础。据考古资料显示,河西走廊曾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和青铜文化,孕育了游牧经济。大月氏、乌孙和匈奴先后在河西活动。汉代以前的河西被视为蛮夷之地,秦汉时期随着匈奴的崛起,河西开始显示其军事政治的重要性。西汉建立后,随着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内地经济实力的增强,从汉武帝开始对匈奴的战略发生根本变化。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命霍去病将兵远征河西,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四万余人归汉。河西归汉在汉文明传播河西过程中起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从此,汉文明在与游牧文明的对峙中开始居于上峰,并通过军事传播、政治传播、文化传播来开拓这一新的农业区。传播方式既有激烈的战争,循序渐进的政治体制移植,也有潜移默化的农业文化、价值观的传播。可以说,居于文明传播主导地位的汉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政策决定了文明传播的速度和方向。游牧民族和汉族通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长期磨合,开创了河西农业文明的历史。尽管在接触和磨合的过程中出现了文明的拒斥与文明的退化,但是在总体上河西仍朝着一个新的历史轨迹前进。农业文明向河西传播的过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立了新的生产技术体系,同时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为中外文明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农业文明的大肆扩张,也使得河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和资源危机。随着河西屯田的进行,移民和戍卒大量涌入这个资源原本并不丰富的地区,水资源、森林、草原资源被人为的破坏,河西开始荒漠化。到东汉后期,羌民起义,农耕民族有退出河西之举,抛弃屯田,这样荒漠化进一步推进,为河西的生态发展带来隐患。文明的传播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汉代河西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武力来实现的,因此不免存在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强势民族对生产水平低下的弱势民族的压制,而总体上这种传播是文明的同化——一体化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

青海海西州汉族移民文化变迁及民族关系研究: 作者： 刘瑶瑶 日期：2010-04-01 来源：兰州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海西汉族移民文化变迁民族关系; 描述：青海省海西州地处青藏高原北部,大部分地区高寒缺氧,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不适宜农耕生产,因而自古便是游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作为边疆重地,自汉代起,历代中央政府不断从各地招募和迁移汉族群众到海西地区屯田戍边,以达到维护国家安定与保卫领土完整的目的。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汉族移民同当地少数民族一起为改善海西地区的人居生存环境、发展海西经济、构建海西多民族文化体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无论是政府组织移民,还是自发性移民,海西地区移民的数量和规模都是空前的。在同当地蒙、藏等少数民族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汉族移民在生计模式、婚姻文化、宗教信仰、丧葬文化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本文以乌兰县铜普镇四个移民村为考察对象,通过调查村落中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典型性来展现海西州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历程,并以村落中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关系现状来反映海西移民地区民族关系的整体状况。全文由八章构成,大致可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论述本研究的整体背景,阐明本论文的研究意义,概述本选题的相关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写作思路、相关概念与调查点的选择理由分别进行说明。第一章概述了调查地点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沿革、各民族等基本情况。第二章对民国至解放后海西地区汉族移民的来源、类型、迁移原因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并以此为背景对铜普镇汉族移民的情况进行了探讨。从第三章到第七章为本论文的主体部分,主要由对田野资料的具体分析构成。第三章对汉族移民生计模式的变迁过程与原因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详尽探讨了汉族移民多元化的生计模式和当地经济发展中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第四章主要从族际通婚、招赘婚姻、村内通婚三个方面对当地汉族移民婚姻文化变迁进行了分析。第五章对于汉族移民藏传佛教信仰现状与特点进行调查分析,并对藏传佛教与汉族移民民俗的互动、融合进行了论述。第六章对当地汉族移民丧葬仪式过程进行了详细说明,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汉族移民丧葬仪式的变迁特点及其功能。第七章通过选取居住格局、个体交往、语言使用、宗教信仰、民族意识与社会距离等六个变量,对当地民族关系现状进行了综合考量,进而探讨当地民族关系的特点,并对如何促进民族关系良性发展提出几点建议。第八章为本论文的结语,总结海西地区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特点、影响因素,预测汉族移民文化变迁的未来走向,并对海西移民地区民族关系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汉代西北屯田问题探析: 作者： 牟雪松 日期：2010-03-01 来源：青海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西北地区汉代屯田; 描述：汉代西北地区的屯田,是汉朝统治者为了经略西北边疆而实行的一种重要举措,主要分布在朔方、河西、西域以及河湟、陇西地区,在东汉时还发展到了内郡。本文通过对汉代西北地区屯田概况的梳理,以及对屯田的起源和性质的分析,认为我国古代屯田兴起于战国时期,在汉朝得到完善和发展。汉代西北的屯田是一项以巩固西北边防为目的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内容的综合性措施。只有军屯,没有民屯。汉代军屯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在经济上,汉代在西北地区的屯田,开垦了西北的土地,把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带到了西北,促进了西北边疆农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西北地区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在政治上,为汉朝对匈奴作战的胜利以及统一西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巩固了汉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在文化上,迅速推动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同时它的实施也为曹魏时期屯田制发展为军屯、民屯并行体制奠定了基础。

明代太仓库研究: 作者： 苏新红 日期：2009-10-01 来源：东北师范大学 文献类型：学位论文 关键词：太仓库年例银北边军饷盐法户部明代财政; 描述：本文以明代太仓库为研究对象,从基本财政体制及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用动态的眼光对其进行考察。其基本目标是展现太仓库作为明代中央财政核心库藏机构的制度设置、管理、变更历程,考察太仓库收支项目、数量,进而以太仓库为中心,对明代国家财政体系运行的机制、状态,以及明代中央财政体系的基本类型特征进行系统的分析。就参考文献而言,《明实录》记事通贯明代始终,是涵盖太仓库运作全过程的一套最成体系的史料,本文将之作为研究整个有明一代太仓库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地位作用变化的核心文献。同时,本文利用各朝制书,如洪武时期《诸司职掌》、正德《明会典》、万历《明会典》、万历《太仓考》以及《万历会计录》等文献,对太仓库制度、地位做横向断面的详细剖析。万历中后期户部尚书赵世卿所作《司农奏议》、崇祯初户部尚书毕自严的《度支奏议》、《石隐园藏稿》及崇祯末年户部尚书倪元璐的《倪文贞集》等,皆收录作者关于太仓库的许多疏牍。其他明人奏疏、笔记及清代史料中也有相对分散的关于明代太仓库的记载,皆尽量收集参考。本文研究表明,明初成立的内库,是一个以负责国家公共事务为主、负责皇室收支为辅的机构。其后,内库所担当的国家公共财政职责逐步减少,而其作为皇室库藏的性质却日益突出。在这个过程中,太仓库开始越来越多地担负起国家公共收支领域的财政职责。大约在弘治末、正德初,太仓库成为专备应对紧急军情或者地方重大灾伤的财政机构。嘉靖、隆庆至万历朝是太仓库演变速度最快和最集中的时期,除“财政储备”功能之外,它还逐步担当起负责北京和边镇常规开支的财政职责。万历前期,太仓库的财政地位达到顶峰。万历中期以后,太仓库的“财政储备”功能日益减缩。万历末年开始的加派新饷从制度上再次提升了太仓库的财政地位,然而太仓库岁入逋欠问题的日益严重使得新、旧饷的征收面临极大问题,因此其实际财政地位不升反降。天启、崇祯时期,太仓库逐步失去对边镇常规年例银以及为紧急军情、地方灾荒提供财政支持和救济的能力。至崇祯末年,户部将太仓库财政收入的征收和管理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各军镇,太仓库成为一个虚设的空壳。太仓库的岁入类项是逐步由少到多发展起来的。除内库逐步削弱其国家公共财政职责的原因之外,北边军镇财政开支银额的不断增长也是太仓库岁入类项扩增的重要原因。嘉靖、隆庆至万历前期是太仓库岁入类项扩增最快的时期,万历前期,太仓库外库的收入负责支付京师及北边军镇的部分日常开销,太仓库老库及窖房银存贮不动,以备紧急军情或灾荒之需。万历中期以后,一方面,边镇财政需求扩增的趋势仍在,而户部却再也没有能力扩大太仓库的收入范围和岁入总银额,太仓库停滞不前的额定岁入与边镇持续上涨的实际财政需求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太仓库既有的收入类项与额定岁入银额因逋欠、蠲免等原因逐渐减少,以致不能如额支付边镇年例银。新饷的加派、对太仓老库、窖房及南京户部银的借用虽能使太仓库的财政状况出现短暂缓解,却无助于改变太仓库实际收入逐步减少的基本趋势,也无助于改变边镇军饷需求持续升高的基本走向。就在太仓库实际财政岁入与边镇实际财政需求的反向运动中,明朝的国家财政最终崩溃。太仓库的财政开支类项主要包括在京开支、国家军事及地方赈济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发往北边军镇的年例银。太仓库年例银起源于京运年例银,并被长久视为京运年例银的一部分。北边军镇的京运年例银在正统年间就已经出现。在成化到弘治时期,太仓库年例银的发放是不规律的,时少时多。太仓库在这一时期并不负责北边所有军镇年例银的发放,而且太仓库时常与其他财政收入一起共同负责个别边镇的年例银供应。弘治与嘉靖两朝是太仓库年例银发放频率较高的时期。隆庆时期,太仓库成为北边军镇京运年例银的核心发放机构,担当起为北边军镇提供部分常规性军费开支的财政职责。万历前期,太仓库年例银的发放形成比较稳定的制度,其后直至崇祯,太仓库年例银与京运年例银逐步归并为一。虽然关于太仓库发放年例银的记载在成化时期就可见到,但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的记载到隆庆元年才出现。在隆庆到万历前期,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基本保持较稳定的数额,前后差距不大;太仓库预算年例银额基本都能落实,额定年例银与太仓库实际发放的年例银额之间没有多大差距。万历中期,太仓库额定年例银支出上升较快,对太仓库构成越来越大的财政压力,以致户部不得不经常借支太仓老库、窖房、太仆寺常盈库等机构的存银进行贴补。另一方面,随着太仓库岁入逋欠的日益严重,太仓库实际岁支年例银的数额不断下降。万历末期到崇祯朝,太仓库旧库的额定年例银岁支总数停止了上升的势头,较以前的银额稍有下降,并大致保持在这一水平。但是,太仓库旧库发往北边军镇的实际年例银岁额则下降幅度巨大,与其预算年例银岁支额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纵观年例银在边镇军饷总岁入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知,弘治、正德时期,京运银岁额所占边镇军饷总岁额的比重较低;到隆庆末、万历初,太仓库年例银岁支总额在边镇军饷总岁入额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左右。万历中期,这一比重又有所提升。这说明,万历时期,太仓库年例银在边镇军饷供应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但边镇军饷供应又并非绝对依靠太仓库年例银,屯田、民运、盐引等收入仍然是边镇军饷供应的主要组成部分。崇祯时期,边镇军饷供应演变成以依靠太仓库银为主。因此,太仓库年例银所占边镇军饷供应总额的比重呈逐步升高的趋势。明代财政强调“量入为出”的基本原则,太仓库通常以本年岁入及库存预支下一年的岁支。然而,在嘉靖以后的大部分年份里,由于边镇巨额军费开支的压力,在岁入无法满足岁支需求的情形下,“量出以制入”的情况逐步增多,户部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岁入,扩大太仓库的岁入类项,其中许多类项由临时、应急性措施最终得到正式认可而成为太仓库的制度化收入。万历中后期至崇祯朝的绝大部分年份内,太仓库的岁支越来越超出岁入所能承受的范围,不但“量出”以制定增加的“岁入”不能实现,原有的岁入也面临日益严重的逋欠问题。从嘉靖七年开始直到崇祯末年,太仓库岁入少于岁出的情况占据了有确切记载年份的绝大多数。在太仓库长期支出浮于收入的情况下,明朝的整个国家财政体系却能维持运转达一个多世纪。这是因为:首先,《明实录》的编撰者们有着明显地选择记录太仓库财政欠佳年份的倾向,这是明代太仓库收支呈现长久亏损面貌的原因之一。其次,一般情况下,太仓库岁入额通常仅指太仓库额定收入款项内得到的财政收入,也就是其正赋,户部在其正赋之外通过挪借等手段从其他财政体系中所得到的款项通常被算入岁支银额中,而不被算入岁入银额中。再者,太仓库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之一在于其不断扩大的财政开支。最后,明代太仓库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又维持了一百余年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太仓库对明代国家财政体系,尤其是对明代北边军饷而言,更多时候是补贴性的,而不是基础性的。最后,明代太仓库与盐法的财政关系演变历史表明,嘉靖朝是二者财政关系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在嘉靖朝以前,存积等盐偶尔会因盐法雍滞或者太仓库财政需要而被折卖成银纳入太仓库,但从未形成制度化的规定。嘉靖时期,在既要维持开中的祖制、又要解决开中制无法有效满足边镇军饷需求的情况下,正盐开中于边、余盐纳银解往太仓库的双轨并行制度最终形成。通过这种方式,户部将盐法收入中的大部分直接集中于太仓库,从而加强了对盐法的监管和控制,太仓库与北边军镇开支的财政关系也就此得到进一步强化。总之,明代财政制度是随着时间发展和相应而来的不同因素对比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从来没有凝固在一种定式上。明代财政史乃至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应当关照实行该制度的共同体的整个生命历程,这样才能理清该制度的来龙去脉,了解其基本形态。关于皇帝在明代国家财政体系中的权力问题,以往研究有夸大的倾向。有明一代,国家公共财政收支与皇室收支明显呈逐步分离的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户部对其管辖的太仓库握有相当程度的财政权力。虽然有关太仓库的财政决定基本都要上奏皇帝,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皇帝的财政权力不可分割或者皇帝以下的机构只有财政责任而无财政权力。以往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进行的明代经济史研究,大多关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统治阶层内部,更加注重国家整体利益的官僚士大夫和过分强调私人利益的、以皇帝为核心的利益团体之间存在长久而深刻的矛盾。明代国家财政的目标是通过最小限度地征收民众财富以满足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的基本需求,其背后隐含的理念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基本物质生存条件。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是明代财政制度中的根本矛盾。在保持帝制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官僚士大夫的道德养成是解决私人利益与国家公共利益冲突的一种较实际与有效的方式。这是明代国家相对于制度的精密构建而言更加偏重于有德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的重要原因。明代国家税收方面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税率的高或低,而在于递减的国家赋税征收能力与递增的实际财政岁需之间矛盾的逐步升级。衡量明代财政制度的标准应当是看它是否符合初设的财政理念。与强调个人利益之天然合法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相比,生产能力有限的明代中国更注重当下多数民众的生存状况。以这样的思想观念来衡量,明政府追求稳定与最低经济活动水平的税收政策至少是可以理解的而非荒谬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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